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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多党合作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来自:  发布:民盟淮安市委  发表时间:2014-7-4 14:28:26  阅读次数:1452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五千年的血泪史、战争史。仅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中,从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到大清帝国的灭亡,即使是被史学界颂扬的,即“文景、贞观、康乾”中国封建王朝的三大盛世,也仍然是内忧不止,战乱不休,百姓苦不堪言,所谓盛世的人民仍然没有摆脱战争的苦难。所谓的盛世,只不过是社会动荡后出现的相对稳定。

文景时期,统治者的“与民休息”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但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表面上看来是对农民的福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当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富商从中获利最多,百姓仍处于被剥削的社会底层。景帝武帝时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代表贫苦百姓阶层,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自耕农破产流亡,社会财富分配极其悬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最大隐患。文帝景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社会的各种势力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根除隐患,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以及武帝时期连年对匈奴战争,是社会矛盾激化真实反映,百姓的生活毫无宁日。

盛唐时期,封建王朝的文明程度,已进入全盛时期,但王朝内部风靡奢华,腐化堕落程度,也同时进入了全盛时期。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党争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现状,广大人民的饥寒交追,而统治者却在华清宫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人民的血汗。一场大规模的内乱正在酝酿,王朝岌岌可危,历史证明,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几乎推向崩溃边缘。

康乾时期,封建王朝已发展到鼎盛,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但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以至于统治者被这种虚幻繁荣泡影笼罩下,狂妄的以天朝大国自居。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其实当时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清政府的文化的禁锢和闭关政策,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就是吏治腐败,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由腐败引发盛衰之变,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但封建皇权的历史局限性,纵有太多的如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不可能实现的。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从吮毛饮血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的私欲也随之极度膨胀,物欲无法填满无底的欲海,从而开启人类无休的罪恶和永无宁息的动乱,社会再进步,生产力再先进,可是社会财富在人的物欲面前永远是有限的,一个如“陶朱”般的富人,想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人嘴夺取仅有食物,纷争是必然的,整个社会的无法长治久安,也是必然的,要打破这种必然,关键是统治者如何处理好这种利益分配。只有共产党人打破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正确处理了这种利益纷争。

总结整个封建王朝的有兴到亡,不管是统治者和百姓,还是统治者内部,无非是利益纷争,如何处理好这种利益纷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国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代人没有经历战争,尽管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矛盾,但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谐稳定。这充分证明共产党确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和谐政党制度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的极大作用。 
一 、多党合作制,体现了国家性质,避免了利益纷争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奋斗目标,以多党合作制的制度体现,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利益基础,虽然民主党派代表的利益基础和执政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利益一致。  一邻,一里,一乡,一党,乃至一个国家,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并且具备一个强有力政权,以多党合作制的形式,保障共同利益的实现。我们想问题、出主意、定决策、做工作,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体现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实践证明,和谐的政党关系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纵观古今中外,只有共产党人从历史斗争的经验中,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具有法律规定的参政权。实践证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执政的总是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体现是资产阶级利益。我国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代表的永远是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极大的避免利益纷争,有力的保证了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 
二、多党合作制,化解了内部矛盾,有利于国家稳定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胡锦涛总书记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这是由中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现阶段,中国民主党派总人数,已发展到近80多万人。这支庞大而优秀的人力资源,是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可缺少的智力支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结成了一个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一致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总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但社会仍然存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团体和职业群体,这种差别是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差别,是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参政党正是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形式,团结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引导各界人士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进团结合作,做到求同存异、化解阻力、形成合力、共同进步。

三、多党合作制,杜绝了党争,有利于国家的团结

中国自古就有党争,“朋党、牛党、帝党、后党”,党争,是封建皇权统治者,作为平衡皇权一种工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有深刻分析:“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明确表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并为之奋斗,各民主党派不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为共同的利益做出巨大贡献,共产党把各民主党派当着“真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和谐政党关系的真实写照。执政党和参政党有着共同利益基础,共同奋斗目标,党争也就失去滋生的土壤。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差异、地域差异、经济差异、文化差异等,加之境外的反华势力,为了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实现,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政党制度,否则就会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战乱不止。从封建王朝的诸侯割据到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皆因派系及党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集团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人民永远生活在战乱不休,流离失所的深重苦难中。以铜为鉴,以史为鉴,可是代表少数集团利益的统治者,见而不鉴,即使鉴,也不过是巩固其统治的权宜之计。

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人,在历史与实践中,以天行四季,地载万物的气度,不拒众流,吸纳百川的至大胸怀,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它必将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大稳定,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作者简介:郑静,民盟淮安市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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